得益于美国的支持，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一度占据着不小优势。但从1947年下半年起，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逆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决定调整对华政策，“将对华的主要交涉对象，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
1948年10月，美国明确了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
当下继续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失败后，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承认中共；尽可能防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治与军事上的附庸。
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彻底对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的美国政府决定，“暂停相关的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他们注意到，因为渡江问题，我党与苏联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就“是否考虑承认中共”的问题，一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个极为微妙的时间节点，美国“主动拉拢”我党究竟意欲何为？我党又是如何应对的？为什么我党最终决定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是极为明确的，即“在借助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楔子战略’的基础上，利用我党与苏联之间的裂缝，促使毛主席成为第二个铁托”。
1）我党与美国的周旋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13日，美国政府派遣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876—1962）与中共南京外交代表黄华（1913—2010）展开了会谈。
首次会谈结束后，司徒雷登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对于中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外交承认的相关事宜，中共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客观地说，司徒雷登的判断不免存在“过于乐观”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印证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的预判，即“中共不排斥与美国展开更深层次的交往”。
6月初，美国驻北平（北京）领事柯乐博，得到一份名为“周恩来声明”的情报。
在这份情报中，“周恩来”不仅认为，“中国需要的经济援助苏联无法提供，只有美英可以。因此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还指出“中共领导层有两个敌对集团，即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亲美集团”。
尽管我党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官方声明予以辟谣，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美国驻华外交官认为，“这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内斗的结果”。
当然，他们之所以抱有这样的认知，很可能与正在进行的司徒雷登与黄华的会谈有关。
资料显示，黄华在6月8日与美方代表的会谈中强调，“苏联无法给予足够帮助，此时中共尤其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中共希望尽快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一言概之，至少在这一期间，相当一部分美国政界人士一致认为，“中共急需美国的承认和帮助”。
2）我党的真实想法
资料显示，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周恩来曾特意叮嘱黄华，“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毛主席也指出，“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
结合毛周二人的态度看，对于与美国代表的会谈一事，我党至少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排斥态度。不过，这并不能够说明“我党有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现实情况是，自从进入1949年以后，我党的对外方针一直都是“暂缓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
比如在3月份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考虑到美国承认我党的前提是“继承旧约”，显然与我党坚持的“坚持废除不平等旧约”的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单凭几次会谈就想达成“合作共识”，可谓是天方夜谭。
3）苏联的“暗中观察”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为什么我党还要与美国展开接触？
对此，毛主席认为，会谈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即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试探。
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借承认问题，故意迷惑美国，以防止其介入内战”。
根据苏联档案来看，对于中美会谈一事，苏联是完全知情的。
比如在一封毛主席于4月13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就记录了“美国政府想通过花旗银行，给我们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一事。
很快，斯大林就在回电中表示，“（我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也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
由此可见，在与美国代表会谈的过程中，我党不仅会定期向苏联通报谈判进展，还主动寻求相应的指导与建议。
比如在5月23日，毛泽东就通过斯大林特使科瓦廖夫，通报了中美会谈涉及的“美国撤军”和“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等问题。
一言概之，对于中美会谈的内容，苏联方面尽在掌握。因此，美国几乎不可能推动毛主席成为“亚洲的铁托”。
4）“一边倒”的全面落实
需要指出的是，我党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关系，远谈不上“牢不可破”。
1948年6月，苏南两国正式“分道扬镳”。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怀疑毛主席以及我党内部存在“铁托主义”倾向。
为了争取苏联的信任，同年11月，刘少奇专门撰文批判铁托并宣称，“中共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可即便如此，双方的关系依然没有出现明显舒缓的迹象。
在渡江战役开启前的1949年1月，斯大林曾希望调停国共关系并“促成联合政府”，这一度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极度紧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米高扬于1月底秘密访问西柏坡，并与中共高层展开了直接会谈，最终达成了有效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再度表态“拥护并支持苏联对铁托的处理”。
可即便如此，苏联依然担心美国“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共把与美国接触的内容详细通报给苏联，也可能是为了争取苏联的信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6月份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表达了“与苏联结盟”的态度。
刘少奇一行在6月底抵达莫斯科后，毛主席马上在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公开宣布对苏联“一边倒”。至此，双方关系进入了全新阶段。
前面提到，伴随着在解放战争进程中我军的节节胜利以及主动摆出的“亲苏姿态”，苏联的对华政策在总体上发生了变化。
1949年5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901—1960）离开广州返回莫斯科。这就意味着，苏联彻底放弃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1）新中国的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可即便如此，对于我党而言，依然有三种外交战略“可供参考”：
主动对美国示好并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疏远；同苏联结盟并对抗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
对于冷战初期的国际态势，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
在这一时期，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换言之，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基于地缘以及我党与苏联之间的深厚渊源，新中国既不可能向美国示好，也很难选择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换言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绝非主观臆断。
2）什么是“一边倒”？
对于“一边倒的理念，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如是写道：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在毛主席看来，“新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同，是“排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于统一战线之外的，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在发布于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指出：
中国政府愿意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伴随着中苏建交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得以全面落实。
至此，“一边倒”外交战略在新中国外交方针中的法律地位被正式确认了下来。
3）如何评价“一边倒”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并没有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
与此同时，新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抵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同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
首先，“一边倒”不是封闭的、狭隘的。
对于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毛主席认为，“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为此，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与此同时，新中国并没有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当然，在具体的交往环节，我们一直坚持着“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原则。
在经济交往中，“我们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政治交往中，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不承认其同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其次，“一边倒”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一边倒”并非指代“完全投靠”苏联，而是指“与苏联站在社会主义的同一阵线上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具体而言：
新中国认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未赋予苏联借此发号施令、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两国关系是平等的；
向苏联学习，是坚持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有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主动接受苏联援助，绝非意味着中国要为此付出损害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代价。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苏关系最友好的时期，当苏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危害我国主权时，毛主席和党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坚决抵制与斗争。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发生严重矛盾乃至互助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在毛主席公开宣布“一边倒”后，美国与我党和解的机会宣告彻底消失了。
但有趣的是，结合美国档案中的记载看，“尽管美国不打算立刻承认中共，但也力图使中共不沦为苏联附庸，即中苏不能结盟”。
1）美国人的“主动示好”
为了阻止中苏结盟，美国政府在1949年初一度提出，“保护台湾除了经济和外交途径，也需要军事手段。”
不过，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在他们看来，“台湾对美国军事价值不高，但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其他离岸地区的控制，比如菲律宾、琉球和日本”。
因此，尽管美国政府一再重申 “应当尽力避免中共控制台湾”，但也公开指出“不会为了保护台湾动用武力”。
11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蒋介石。
进入12月以后，美国国务院甚至一度认为，“台湾未来或被中共占领，或被移交中共”，“对于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美国只能接受”，“当然，失去台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不是美国的失败”。
12月16日，毛主席一行抵达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开启了同盟谈判。
很快，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布官方声明，向美国公众以及新中国明确“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界定，希望借此阻止中苏结盟”。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公开声称，“美国会遵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美国在台湾没有领土、特权或军事基地需求，也不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或参与中国内战。”
2）新中国的“强势回应”
“遗憾”的是，尽管美国人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并未换来自己想得到的结果。
1950年1月6日，北京军管会发布《收回外国兵营地产》文告，命令美、法、荷领馆“限14日交出兵营地产”。
对此，美国方面表达了坚决反对。他们一方面警告将关闭在华所有公署并撤回外交官，另一方面派驻北京领事柯乐博，于7—13日间多次向周恩来、聂荣臻递交有关北京军管会此举后果的书信。
资料显示，尽管这些信函看起来“曾被打开和阅读”，但始终“没有获得（中共的）回复或复函”。
由此可见，对于征用外国兵营可能造成的结果，我党早已有所预判，但依然严格坚持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新中国的态度如此强硬？
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在这一期间，“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讨论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事宜”。为了迅速促成谈判，我党只能对美国采取激进回应。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依然为阻止中苏结盟，做着最后的尝试。
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不仅列举了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证据，并再次重申美国在台没有军事和战略需求，最终强调台湾不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御圈”中，即明确美国不会军事介入台湾。
但现实情况是，美国人的“努力”是徒劳的。
13日晚，毛主席不仅同意了北京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地产”的意见。还在回应电中指出，“征用外国兵营地产”的举措，“对国内秩序进行应有的整顿。将会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情绪高涨，将有利于继续孤立中国有亲美情绪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16日，刘少奇也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与毛主席相同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新中国轻易相信美国的承诺，不仅国内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亲美情绪更盛，而且中共很有可能失去自身革命成果的独立性。”
当然，新中国的这一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是 “向苏联示好”的行为。换言之，即便美国主动表示放弃台湾，新中国还是优先与苏联结盟并签订新约。
对此，苏联《真理报》在1月21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中指出，“美国舆论认为中苏谈判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即将获得亚洲的全面胜利”。
1月底，中苏达成协约草案。31日，杜鲁门不得不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考虑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目标”。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至此，美国心心念的“楔子战略”宣告完全破产。
实际上，在这一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1）中苏关系的显著变化
实际上，在毛主席访苏期间，斯大林一度希望新中国能够“实际保留”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过，考虑到新中国“重订新约”的强烈要求以及国外媒体大肆宣扬的“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等传闻，苏联在1950年1月首次同意谈判新约。
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在签订对日和约后，再讨论旅顺撤军和大连问题”，并“坚持保留中长铁路（中东铁路的支线之一）的苏方管理权优势”。
不过，中方在1月26日提出的修正案，几乎全面推翻了苏联的意见，如“要求苏联在签订对日条约之后，立刻无偿归还中长铁路”。
更为微妙的是，就在两天后的28日，苏方几乎完全采纳了中方的草案。
当然，苏联要求双方签订“补充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我国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
有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要提出“补充协定”，很可能是对中方要求收回中东铁路的反制，体现了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强烈不满。
对此，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表示，“（补充协定）是斯大林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
至于这种“既退让又不满”的态度，极有可能与新中国外交形势利好和苏联担心美国承认中共等因素有关。
这样的国际环境，既促使中方有底气提出更多要求，也让苏联“为了拉拢新中国”做出更大让步。
2）苏联的小心思
显而易见，苏联很难甘于做出单方面让步，因此他们选择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动起了手脚。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向联合国要求“取消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代表权”。
随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二人，也相继发表了多次声援。
在杜鲁门和艾奇逊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公开声明后，维辛斯基第二天便立刻与毛主席展开了会晤。
他不仅希望新中国发布官方声明，“否认台湾当局代表的合法性”，并宣称“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以示支持。”
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10日，马立克也在公开声明中指出，“如果安理会不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此后，马立克两次提前离席，以示强硬态度。
不过，对于苏联的这一操作，一些在当时颇为活跃的国际外交界人士，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认为，苏联是在“阻碍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因为他在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时发现，“他们仅将中国（加入联合国）视为次要问题”；
曾在国联长期任职、时任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认为，“苏联此举是为了促使新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以便控制。”
实际上，美国当时并非“完全反对新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虽然在1月13日的投票环节，美国对苏联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的全权证书并将其驱逐出联合国”提案，发表了反对意见。
但根据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罗斯与蒋廷黻等人的交谈记录看，美国的立场并没有那么坚定。
实际上，格罗斯曾一度表示，“如有七票赞成新中国加入，美将不愿提否决票”。
对于美国的实际态度，苏联知情的概率是相当大的。他们有理由担心，一旦新中国加入安理会，大概率会获得美国的承认。
因此在随后的几周内，苏联决绝地从超过21个联合国组织中退出，“以向联合国施压”。其结果就是，新中国未能在建国之初就回到联合国。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当时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的新中国而言，“与苏联结盟一直都是第一要务”。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固然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但不管怎么说，它在整体上是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中南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客观地说，正是得益于中苏结盟，才使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不敢轻易入侵中国本土。
一言概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给新中国营造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次，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解放战争初期，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们，不仅认为毛主席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认为我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用发展的眼光看，得益于“一边倒”战略，苏联逐步消除了对我党的误解，新中国也获得了大批的国际援助。
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4343套；截至1955年1月1日，在华苏联专家、技术顾问共计1300余人。
与此同时，我国还派大批实习生、留学生前往苏联等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仅1955年就派留学生1890人。
中苏还成立了科技合作委员会，定期互派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科学研究。
我国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均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得益于此，我国能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促进经济的复苏。
另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新中国与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均有着互惠互利的贸易接触和尝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三，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苏联承认新中国并率先与我国建交的举措，无疑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很快，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承认了新中国的基础上，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一切外交关系，并给予了新中国大量援助。
资料显示，截至1950年11月，共有6个亚洲国家和12个欧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紧密合作，而且在地缘上也连成一大片，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两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对反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冷战攻势，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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